David S. Landes著，门洪华等翻译的《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说：

　　“比较一下16世纪左右新教与天主教对赌博的态度。二者都谴责赌博，但天主教徒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失败而谴责赌博，理智的人不应赌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则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赢而谴责赌博，因为这样对人性有害。”

　　我不知道这两种劝诫方式的实际效果哪一种更好，但我佩服新教徒的方式。他们觉得，赌博而赢钱，就意味着不劳而获是可能的，于是，人们会希冀继续不劳而获下去。起了这种心思，“良心就大大地坏了”，对人性有害了。

　　由此我想到教化问题。中国自古讲教化，但是，教化的效果似乎一直不理想，现在，可能是教化效果最差的时期之一。君不见，中央大力反腐倡廉，腐败者仍旧“前‘腐’后继”。教化效果差，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只说主要关系到下一代教化的四条：

　　1.教化者不起带头作用

　　我亲眼见过给我们年轻人作思想教育报告时讲得头头是道的领导，自己却因为升迁目标未达成而气出病来的。我也见过在退休前多少还算是克己奉公的领导，一退休就与其继任者斤斤计较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的。更别谈像小说及电影《芙蓉镇》里的李国香书记这样的，说别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自己却与流氓人物王秋赦姘居（所谓“姘居”，是按照当时的衡量标准而言的）。这样的人总要被看穿的，看穿之后，谁还听他的？假如一位家长自己抽烟，又不许长大的孩子抽烟，那是难上加难的。

　　2．应该是教化者的人却是非颠倒，以假为真

　　比如，观摩教学课的本来目的，是让不怎么有经验的老师看看有经验的老师是怎么上课的，那么，被观摩的老师如常讲课就是了。普遍的现实情况是，观摩课变成了演戏，事先要排练的。蒋高明老师在“科学网”上的一篇博文“造句的故事”对这样的观摩课有栩栩如生的回忆。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听孩子说过类似的故事，比如，老师说：“上大课那天，每人都要把手举得高高的！平时学习不好的也要举手，你不会回答也没关系，不用怕，我反正不会叫你的。”就这样，校长、教师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说，我们去外校听课时，人家也是这样的啊），原先凭直觉就认为这样做不对的孩子，也只好听老师的话而演戏。就这样，点点滴滴的，他们习惯了、学会了为了“集体利益”而作假。再后来，为了个人利益而作假这一步是不难迈出去的。那么，他们长大后，一步步地作弊、作假、贪污、受贿，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3．教化者不懂行为科学

　　即使教化者以身作则而不是“以身作贼”，即使社会的价值观信号都是明确、正面的，但若不善于教化，也难以获得好的结果，因为时代变了。比如，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脑游戏，孩子们较易养成爱读书的习惯。现在我们处于有多种选择的时代，靠强迫命令来禁止孩子玩电脑游戏是难以奏效的，最好的办法是吸引他们对书籍（或家长认为比电脑游戏好的其他东西）感兴趣。书籍“先入为主”后，电脑游戏这个“喧宾”要想“夺主”也没那么容易。“科学网”博主之一吴渝老师在引导孩子嗜书方面有很高明的经验。

　　4．主流媒体未起到宣传主流价值观的作用

　　仍以赌博为例，其实，买彩票与赌博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异，赢了钱，都属于不劳而获，只不过，赌博也许还需要牌技，彩票中奖就靠运气了。如果官方还想宣传“劳动致富光荣、不劳而获可耻”这种主流价值观的话，主流媒体对于彩票中大奖这类消息应如何报道呢？应该是：不报，少报，“弱”报。事实如何呢？大家自己看看，主流媒体是怎么报道彩票大奖的消息的，是怎么为促销彩票而制作节目的。如果媒体的理由是：彩票收入是进国库的，所以宣传彩票是合理的，那么，校长们当然也可以说：评估结果是关系到我们全校师生利益的，因此为获得优秀的评估结果而造假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