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记优秀共产党员吴大观 | | 2009-08-24 | | | 2001年“七一”前夕，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研究员吴大观同志被中央企业工委和中航一集团直属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1年3月23日，吴大观又向党组织缴纳了5000元党费，这已经是他从1963年以来第38次向党组织多缴党费了，记者日前在采访时看到吴老1994年~2001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缴纳党费的8张大红证书。这一张张证书，一笔笔特殊党费凝聚着这位85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深情厚意和坚强党性，体现了这位早年立志走航空救国之路，眷恋、钟情祖国航空事业，毕生致力于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的老专家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质。当记者来到吴老家中时，看到家里竟没有一件上得了档次的家具，基本没有装修，还是水泥地面、白灰墙，整洁简朴无华的家居诠注了吴老对生活的理解。他坦诚而深情地说：“我们不该有更多的享受。拿了国家那么多钱，而做不了那么多工作，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吴老夫人华国表示：“我们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历来对金钱看得很谈，它是身外之物。现在的薪金是党和人民给的，拿出微不足道一点还给人民是应该的，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前两年，她还和吴老一起去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为希望工程捐款。
投身航空工业后，“我一天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努力方向”
中学时期，吴大观在江苏扬州念书。美国飞行员林白在世界上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引起了吴大观对航空和飞行的好奇心，但最终使他做出自己人生第一个重大决择的主要原因是抗战期间日本飞机对我国的狂轰滥炸。1937年，吴大观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扬州中学保送到长沙临时大学机械系学习。由于战乱，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吴老对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情景记忆犹新。日本飞机空袭使昆明没有安宁之日，国民党飞机不敢与日本飞机作战，一拉警报就逃之夭夭。吴大观和同学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跑到昆明郊外田间树下看书学习。“当时我们中国人真是太受人欺负了.。”一种被刺痛了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吴大观的爱国热情，这种爱国热情又逐渐转化为对“航空救国”的思想探索，并最终影响和改变了吴大观的生活道路。吴大观认为：“没有航空我们国家是要受到威胁的，中国太落后了，太受人欺负了。要靠发展航空来挽救自己的国家。”从此，他开始迷上了航空。
在机械系读书时，吴大观收集了大量蝴蝶、蜻蜓等各种各样会飞昆虫的标本，研究它们的翅膀及飞行道理。他还经常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国民党航校同学那里看飞机，但三年级要求转到航空系时，开始没有得到批准。后来他拿着自己收集的一大本昆虫标本找到航空系主任王德荣教授再次郑重提出转到航空系学习的要求。王教授对吴大观收集的昆虫标本很感兴趣，更为他热爱航空专业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吴大观如愿以偿地跨入研究航空的“科学殿堂”，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航空发动机专业。在大学学习期间，吴大观受到刘仙洲、王德荣、金希武等教授教育和熏陶，更加坚定了他走“航空救国”道路的决心。从此，胸怀远大目标的吴大观脚踏实地，一天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1942年8月，他被分配到国民党设在贵州大定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设计科技术员，在“乌洞”（大定厂厂址）开始了他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的生涯。
1944年，吴大观赴美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学习。在那里，吴大观大开眼界，增长了才干，仅用半年之久就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后来，吴大观又到惠普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航空齿轮制造技术，见到车间里正在加工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离心叶轮，对它产生兴趣，在美学习期间，他还亲自感受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假民主，看到了“乘车时，白人、黑人不能坐在一个车厢；看电影时，白人在下层，黑人在上层，不能随便乱坐等种种种族歧视和丑恶社会现象。
吴大观一行乘坐的那艘去美国的运输舰上，满载着从欧洲、亚洲战场回国休整的美国大兵。他们把吴大观等排队等候去饭厅吃饭的中国人救生背心后面的绳子系到床架上，拿中国人开涮。嘴里骂骂咧咧地质问：“你们中国人跑到我们美国去干什么？”到美国后，一次吴大观去理发店排队理发，好不容易排到了却被无礼的美国理发师隔了过去，使他心灵受到莫大侮辱。1947年他婉言谢绝了同学、朋友请他留在美国继续学习和就业的好意，毅然踏上规程。“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国内没有办法比的，那里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都很诱人。”“但我当时根本没有留在那里的念头，既然学了一套技术还是要回来搞祖国的航空工业，报效国家。”这是吴大观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个重大抉择。
聂荣臻对吴大观说：“建国后搞航空工业有你的用武之地”
吴大观从美国南方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新奥良出发，经古巴、巴拿马运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经过60天艰难航程，终于回到祖国。
然而，南京政府的腐朽、没落和黑暗，使吴大观报国无门备感失望而愤然离职。“我们国家要想办法强盛起来，不能被外国人欺负。”这是吴大观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他亲身感受到唯有投奔追求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和希望。由此，他终于踏上了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前程。1948年11月，在地下党帮助下，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的吴大观化妆成东北逃荒要饭过来的照相馆小老板，带着爱人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及弟弟巧妙通过敌人封锁线，投奔到石家庄解放区参加革命。当时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不久，聂荣臻元帅亲自接见了吴大观，并对他说：“建国后，搞航空工业有你的用武之地。”聂荣臻元帅鼓励他为祖国航空工业贡献力量。从此，他真正踏上了航空报国之路，与航空发动机结下毕生情缘。1949年11月19日，在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任组长的吴大观由沈时全、孟少农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大观作为航空发动机专家，毕生致力航空发动机科研、设计和试验设备建设，为创建中国航空工业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并影响和培育了几代专家人才。建国初期，他不满足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仿制。他向国家请求自行设计发动机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他建议得到采纳。1956年11月，组织上把他从航空工业局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在这里吴大观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航空工业。他和广大工人、设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210天奋战和20小时持久试车，终于在1958年搞出了4台新发动机。1958年7月26日，装有由吴大观组织设计的喷发-1A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功。叶剑英、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庆祝大会，向他表示祝贺。吴老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很激动。“我们这些不怕困难、不畏险恶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凭着一股革命激情干得热火朝天，我们把铺盖卷搬到车间去与工人同住，日夜加班，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条件干出了我国第一台发动机，把歼教一送上天飞到北京。”
1959年9月，吴大观负责组织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
在多年发动机研制工作中，吴大观最想搞的就是高空高速全天候歼击机发动机。由于“文革”，吴大观本人被停职审查，抄家，强行劳改，并被关进牛棚。他主持的大推力加力风扇发动机工程项目，虽然1966年4月就发出了全部生产图纸，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动机4次上马，5次转移试制地点，最后虽然试制成功，但由于研制时间过长，失去了装备部队的最佳时机。尽管如此，它作为我国第一次进行的大推力加力风扇发动机的探索性工程，为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打下了有创业价值的基础。
1978年至1982年，吴大观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在联合试车工作组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方专家组两班倒，而吴大观却一人连轴转，甚至发烧39度仍坚持工作，以致昏倒在试车台上。
1985年12月，吴大观等9位专家给中央写信，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军用发动机。邓小平同志亲自在信上做了批示，表示支持。
吴大观总是在与时间赛跑，他说：“这样做不是爱惜生命而是爱惜时光。”
吴大观常年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上散步、打拳，跑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只争朝夕工作的精神。为了多学技术，多长见识，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有时连做两班16个小时。吴大观从不放松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一年365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每天都坚持到办公室学习和工作。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和没完没了地学习。他说：“我有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术和做不完的事。”其实早在沈阳发动机设计所工作时，他就没有节假日。时常以所为家，经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结果积劳成疾，吴大观左眼患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剥离3种眼病。他的左眼永远失去光明。1971年，吴大观的母亲在北京病危，急电催他速归。刚刚恢复工作的吴大观向组织请求，为了工作暂不回去。他说：“弥补丢失的工作时间尚嫌不够，对母亲病更难以尽孝。”就是这样，直到老母去世，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1982年，吴大观调到航空部科技委任常委。他并没有因此而超脱，反而更加抓紧时间学习工作，仍然没有节假日。在近十几年里，他更以“学然后知不足”这一古训自励，认真、冷静地总结自己从事发动机研究设计、管理、制造、试验过程暴露的问题。他随时跟踪基层新机研制过程，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阅读期刊，从理论上不断充实自己，自学现代发动机新技术，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心得，编辑出版了《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论文集》。不断求索使他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和理论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他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技术规范，主编了军用涡喷涡扇、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参加了《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等的编写和审校工作；编著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及其系统的性能研究》、《涡喷发动机试车中的性能研究与故障分析》等。
吴大观两次要求给自己减工资。他说：“党给我的太多，我为党做得太少。”
几十年来，吴大观对党和人民一直怀有深厚、朴素和真挚的感情，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他总感到国家给自己的待遇太高，自己做的工作太少。1957年在沈阳工作时，吴大观已是国家二级工程师，每月273元，在当时普遍实行低工资制的年代里，单位里数他的工资最高。为此，他心里总感到很不安，以至于后来曾经两次打报告要求给自己减工资。1963年，吴大观向组织多缴了自己的第一笔党费，把1200元寄到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支持抗美援越。从此以后，开始每月多缴100元党费，直到“文革”被关入牛棚、工资没有才停缴。1970年，吴大观被“解放”。当他领到6000多元补发工资后随即向党组织补缴了4000多元党费。在沈阳工作的20年里，他常从自己工资里挤出三五十元以至百元救济困难职工，而自己却总是省吃俭用。1982年，吴大观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每月继续多缴100元党费，并从1996年起每月多缴200元党费。截至2001年，他已连续缴了38年，累计多缴党费50000多元。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傻？现在哪有人嫌钱多？”他郑重回答：“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勤俭节约。”“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我作为党员把节省下来的钱缴党费，我心里觉得踏实些。党给我的太多，我为党做得太少，实在惭愧啊！”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程捐款6000多元。向西南联大教育基金一次捐款2万元。在援助西部贫困母亲和历次救灾活动中，数他捐款最多。而在生活上他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一件蓝色中山装，袖子磨破了，袖口起了起了白边还在穿。然而，到目前为止他已为“希望工程”捐款累计8万多元。
伟大孕育平凡之中。在吴老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说：，尽管吴老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党的事业执着追求的理想信念和为发展祖国航空工业不解进击，不知疲倦、兢兢业业工作的勤奋精神，而看不到一点儿专家学者的架子。吴老胸怀坦荡、无私奉献、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共产党员形象和伟大人格魅力在同志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1年5月，吴大观在学习了《求是》杂志《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等9篇文章后，写了一份万字的《汇报提纲》。通过理论学习，吴老对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答案更清楚了，“心里感到亮堂堂的。”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选择共产党领导中国是绝对正确的。共产党是科学，是光明。入党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
吴大观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航、南航、西工大兼职教授。1991年，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航空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航空航天工业部又授予他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被国家人事部定为暂不离退休的专家。他多次被评为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面对荣誉，他总是说：“要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还要再努力，再学习。”
回首总结自己探索“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的心路历程，吴大观感慨地说：“自己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奔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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